学者将法理学与政治密切相连，官方文献一个口号，法理学家们就把政治口号演绎成法学的口号，写成法理学的官样文章，登上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

将人当作商品进行买卖，必然有损人性尊严的保护。[92]对基本权利虽然允许做法律保留，基于正当理由可予以一定的限制。

由于财产法益不受限制地处于个体的支配权限之内，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利益衡量的余地。因而，利益衡量原理与利益法学的关联，较之于外在的名目上的相似性更为紧密。在此，谨向各位致以诚挚谢意。[51]参见吴从周，见前注[1]，页244—246。为了保护环境而去炸毁管道也会成为正当行为，尽管立法机关已经就经济和生态利益的优势比较作出了判断。

此外，法益衡量原理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旦违反比例性要求，职务行为即不再具有合法性。换言之，依据法益衡量的原理，与民法中复杂的利益衡量不同，刑法中的利益衡量，只要单纯比较当事各方主体的法益的客观价值大小就足矣。本组检察官及其他职员工作、操行、学识、才能的考核与奖惩之拟议。

按照台湾法院组织法第59条之规定，各级法院及分院检察署检察官名额在6人以上的，可以分为办案组，每组由1人担任主任检察官以实现对检察官的有效监督。如果不克服这样的思维，主任检察官责任制的改革就缺乏牢固的价值基础，很可能像十几年前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那样，只能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方得到很好的适用，在办案压力小的地方，因主任检察官的独立权限缺乏制度保障，检察长又缺乏授权的动因，改革必然难以得到持续性推进。{2}主任检察官作为检察长的授权决策者，领导主任检察官办案组行使部分案件的办理权和决定权。因人民检察院办案组织的过度单一和权力过于集中，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长只能委托或授权副检察长行使大部分案件的决定权，检察长和分管副检察长兼具行政管理者身份，除了日常审批案件外还有大量的党务、行政工作，可用于潜心审查案件的时间有限。

{9}再次，检察首长的指令权受到严格限制，除必须遵守法定性义务之外，其行使方式和界限亦受到诸多约束。{15}除送阅文书审核之外，主任检察官还可以通过执法考评、奖惩拟议等多种方式监督组内检察官。

作为组内其他检察官办案的监督和指导者，在检察首长核定之前，主任检察官需要对其他检察官的检察文书进行审阅。其二，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初衷是去行政化法律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参与的人员越多、人员的社会覆盖面越广，收到的意见和建议才越能反映出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民众的心声。只有更多社会大众的参与才能使所立之法尽量少有瑕疵。

公众参与立法工作体制机制应围绕着公众参与立法的路径进行构建，使体制机制能够有效地保障公众参与立法活动。因此，全面了解社会大众对某项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看法，就必须在现有立法表决程序外建立公意的表决机制，使公意表决出来的结果能够被立法机关在法律正式表决时及时采纳和吸收。可以说，在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全民的现代社会，公众的立法参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立法权权力来源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民众监督公权力行使的重要方式。建立立法信息来源机制要考虑长期性信息收集主体的设立，信息收集主体分布的广泛性，信息收集领域的多方面、多层次性，信息收集的方式，信息的汇总、甄别、上报与采用情况反馈等要素。

因此，立法的滞后性、不适应性也就在所难免。立法信息来源机制解决的是如何发挥公众参与在立法信息收集中的作用，强调公众参与对立法信息收集的重要意义。

应当说建立公众代表参加听证的遴选机制是合法挑选代表参加听证的最好方式。6.参与立法后评估活动 所立之法在实践中能不能行得通，制度设计是否合理、立法内容是否恰当、条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不强、实施效果好不好{6}需要在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对其实施情况作出客观评判，以便提出是否进行调整的意见建议。

社会主体交流方式的转变迫使立法工作也要主动地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改变过去限于庙堂之上的传统立法方式，使立法工作能够主动走出庙堂，深入到民间和社会生活中去，变少数人参与立法的模式为全民参与立法模式。普通民众的立法意见或建议是他自己对社会生活状态的切身实感，也是其对有关立法问题看法的真实意思表达。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和通讯工具运用已使人们的交往无处不在。2.参加立法座谈会、听证会和论证会 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是立法机关了解民意、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公众代表的遴选机制强调的是立法参与的主体问题，立法信息来源机制强调是立法信息收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法律草案的社会征求意见机制是从法律草案起草、论证、评估、意见听取等环节强调公众作用的发挥。

立法的公意表决机制解决的是立法的公意表决问题，它克服了以往立法表决仅限于庙堂之上的不足问题，而把立法能否通过交由全体人民进行讨论，实现了立法的社会全面参与和立法权的充分行使。这种通讯方式的变革也为人们参与立法、立法机关开门立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3.通过立法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发表看法 安排更多的立法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是时代对民主立法的根本要求。公众参与立法工作在机制上要根据立法的实际状况和立法的特征围绕着社会大众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中作用的发挥，立法参与的方式、程序，参与积极性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建构，从有利于提升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来设置，形成与立法工作体制相配套、相协调的工作机制。

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1}公众参与立法工作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体现，也是立法发展和公民立法参与权实现的必然要求。

建立稳定的公众参与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就是要确保公众在立法的规划、起草、论证、评估等环节能够参与立法工作中去，通过采取措施保障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公众可以而且能够有条件、有途径、有热情参与到立法工作中去。在经济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的同时，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素质也有大幅度提升，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热情也有了较大的内生动力，大家的权力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比以往也有着质的变化，关注权益的立法保障，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宣讲者由宣讲对象身边熟知的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员来担任，以宣讲对象身边典型的事例来讲解，或许比知名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学究式的讲解更能吸引人，更能赢得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对公众参与立法工作的体制进行系统建构，需要考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这个大背景下，如何把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纳入到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去，如何把过去立法机关闭门立法模式变革为立法机关面向社会开门立法的模式。

4.参加立法工作会议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立法机关参加立法工作会议，是民众参与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当前需要构建的公众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主要有： 1.公众代表的遴选机制 无论立法的规划、起草、论证、评估、听证还是立法审议通过，都需要有广泛的民意支持。

建立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机制，要从公众参与立法的启动、立法建议的提出、立法规划、起草、论证、听证、表决的参与以及立法意见建议的反馈等方面建立相应的程序规范，使公众在立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相应的操作规范指引，也使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能够较为清楚地知道应该怎样引导公众参与立法活动。因此，强调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姑且不论立法的通过必须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单单就立法的规划、起草、论证、评估等环节也应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

通过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能够让社会大众更清晰地了解和认识立法的目的、意义及文本内容，通过会议中各方相互交流能够使民众理解立法者的真实立法意图、掌握立法动向、体会立法不易，同时，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也能使普通大众在立法者面前直接发表其对立法的认识和看法。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参加立法工作会议，按照我们以往的做法，往往只允许他们列席会议，没有表决权，形成不了他们在立法实质环节上的意见表达。

必须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程序的渠道，要使参与更加便利{5}。构建公众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就是要从公众能够参与立法工作的各个环节着手，加强机制建设，使普通社会大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立法各项活动中来。同时，通过立法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也可以让社会大众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建议，以致相互进行争论、辩论，从而形成共鸣、达成共识，使所立之法最终能够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8}实际上，在可能的情形下，作为立法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试验和尝试，地方立法机关可以采取民众到投票站投票或者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一些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和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立法，选择一项或几项有代表性的交给社会大众进行表决，最后再由立法机关根据表决结果决定该项法规或规章是否要颁布实施。

通过遴选机制遴选代表也才能使立法听证更有信服力、更具合法性。白岩岩（1986-），女，河北沧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行政法研究。

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机制解决的是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问题，强调通过程序控制来规范、保障公众的立法参与。这样通过公意表决，可以使立法机关在立法通过前和立法通过后能够最大限制地了解该项法律的民意基础，及时地对立法的状况做出判断和调整。

然而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和立法者的自身障碍，立法实际情况如何，立法者通过自身力量往往难以把握。立法已不拘囿于庙堂之上，它已经而且可以以一种更贴近民众、更贴近实际生活的形式存在。